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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的武當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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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立剛

在抗日戰爭時期,武當道教以民族大義為重,積極投身到救亡圖存的偉大行列中來。他們對國家競行忠孝,傾其所有,支持抗戰。一些道士和信徒挺身而出,一手拿香,一手拿槍,毅然戰斗在抗日的最前線,實踐著上馬殺賊、下馬學道的道教理念。1945年春天,侵占湖北老河口的日寇組織特別挺進入斬隊,偷襲設在武當山周府庵的國軍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武當道教信徒和群眾奮起抗擊,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圖謀。
  道教在產生之初,就提出了“助國”、“保國”主張。《太平經》謂修道者當“助國得天心”;該書還說“天乃與德君獨厚,故為其制作,可以自安而保國者也。”這里的“助國”、“保國”表示以某種方式來幫助國家治理,或者保護國家安全。其前提就是愛國,因為只有具備愛國主義思想情感才能產生愛國行動。《老君音誦誡經》說:“老君曰:吾漢安元年,以道授陵,立為系天師之位,佐國扶命。”這里所說的“佐”即輔佐,就是輔佐國家治理。“扶命”即扶持國家命脈的延續。既然要輔佐國家治理與扶持國家命脈延續,其行為也就蘊含著愛國情感,沒有愛國情感,不可能有“佐國扶命”的實際行動。此后,道教中類似于“助國”、“保國”、“佐國”的言辭還有很多,《太上洞玄靈寶真文要解上經》中講“興國愛民,普濟群生”;《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中講“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國安民豐,欣樂太平”;《高上玉皇本行經髓》所講的“精心恭奉,家國安寧”等,都以特有的方式表達道教對賴以生存的國土的熱愛。《老子想爾注》里有個說法,叫做道用之時,天下“競行忠孝”。意思是講,大道流行的時候,普天之下的人們都能夠奉行孝心、盡忠報國。從這個說法中,可以看出道教對祖國傾注的熱愛,體現了以道用世的理念,字里行間放射出強烈地愛國主義精神。
節衣縮食  毀家紓難
  武當道教節衣縮食,毀家紓難,支援抗戰的事例有很多。這里有兩份關于武當山重要道觀周府庵的歷史資料,從兩份資料的對比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實情。
  資料一是《續修大岳太和山志》,其中記載:民國十一年(1922),武當山紫霄宮各山代表總道總徐本善組織統計的《太和山全山道士數目及現領田產一覽表》。表中顯示,周府庵有道納鄭信學等31名,道徒19名,共計50名。田產原有三千零二十畝,新添馬家嘴崗子、小河口西溝四處二百二十畝,共計三千二百四十畝。
  資料二是民國三十二年(1943)十二月二十日,均縣草店鎮公所鎮糧字第三一八號公文。文中稱“事由:玆據轉周府庵道衲程法銀生活無著,懇祈轉飭稅務局撥給食糧以維生活由。一、據本鎮周府庵道衲程法銀十二月十八日呈稱:竊衲等今春蒙準撥給察院口田地一份,將就耕種度日。后經委員袁錫民、李華亭將秋課提歸稅務局,所撥之課須待來年方能收益。目下衲等生活殊成問題,查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報請轉報縣府準酌撥口糧,以濟老弱,迄今未蒙批示。衲等二十七名行將餓斃,情近無奈,只得具文再請鑒核,恩準轉報速撥口糧,以資救濟等情。二、據此,查該衲所稱確系實情,前以鎮糧字第九三號呈文轉報鈞府在案,玆據前情,理合具文再請。三、口口縣府轉飭稅務局撥給口糧,以維該衲等二十七人之生活,實為德口。謹呈縣長:戴。草店鎮鎮長:張博齋(印)”均縣縣長戴肇瓊等人批示:“擬準照原案九名撥給。(印)”
  周府庵是武當山下的一處較大的道觀,1922年還有3240畝土地,50名道士。抗日戰爭時期,隨著第五戰區干訓團和中央軍校第八分校等單位的進入,周府庵的道士流亡了百分之四十六,土地、房產等被占用殆盡。到1943年秋天,程法銀等27名道士已經到了生活無著,“行將餓斃,情近無奈”的地步。就連草店鎮鎮長張博齋也請求縣政府“速撥口糧,以資救濟”。均縣縣長戴肇瓊等人可能手中的糧食也不多,他們沒有向全部27名道士撥付,只是按照慣例,批準給九名老弱道士發放口糧。27名道士只有9人獲得了政府救濟性糧食撥付,不及正常需求的三分之一,道士的生活連半飽都談不上。
  縣政府和鎮公所統計的缺糧道士人數未必準確。1947年9月17日均縣道教會會長馮教信,在書面回復均縣縣政府關于“關帝廟道姑李云卿請發口糧”一事時說:該衲所稱三十二年(1943)已至武當山七真洞修道是實。當時該衲只顧入山修道,不知有道教會報名登記手續。現在關帝廟因無養廉,以致懸無住持看守廟宇香煙。始由地方代表會同本會令其衲等遷居該廟,以維廟宇香煙,而保名勝古跡之區。是以今春報名登記。該衲自接住廟之后,至于生活,毫無顆粒。逐日以食野菜及依門募化為生。如此生活,實屬艱困,亟待需糧,以維生命。9月20日縣長徐(沛之)在呈文中批復:“擬撥復點照。”從這份公文中可以看出,抗戰正酣的1943年,武當山七真洞道姑李云卿就沒有口糧。抗戰結束兩年后,已經是關帝廟住持的李云卿仍然沒有口糧,每天靠吃野菜,以及依門募化為生。
  做了六十多年道士,從來沒有離開過武當山,解放后擔任過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丹江口市政協副主席的王教化道長回憶說:抗戰前,道觀每年秋季給在廟道士4塊錢,春季給2塊錢,用來添置道衣道袍。抗戰后,道業衰敗,國難當頭,道眾們的生活甚是艱苦。添置道衣道袍的錢逐漸減少,后來,根本就沒有了,衣服破了就自己縫補。
  武當道士的生活困境,當地群眾和地方政府知道,就連戎馬倥傯的國軍高級將領也是知道的。1939年春,國軍第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在武當山視察時,曾到遇真宮看望干訓團第三大隊。面對遇真宮道士的困難生活,他對當家道士陳宗杰說:“國家興旺了,廟里的香火自然就好了。”1944年,國民革命軍參謀總長白崇禧在視察第五戰區時登臨武當山。他在太子坡復真觀休息時,見道眾荷鋤肩筐,墾植于山間。便詢問道人為何不守祀廟觀,而墾荒務農。得知武當道觀土地、房產多被地方政府收歸公有,道眾生活全靠墾荒種田,全年收成尚不足以維持半年之口糧。于是,白崇禧立即召見草店鎮長和武當鄉鄉長,令他們從地方公糧中給道人每人每年補助六斗糧食,以資糊口。此舉解除了武當道士的饑荒,抗戰勝利后,劫后余生的道士對白崇禧多懷感戴之情。
  抗戰期間整個均縣幾乎成了“第五戰區兵站基地”,武當道觀如酒仙廟、火星廟、三元宮、靜樂宮、周府庵、遇真宮、沖虛庵等都被部隊機關、學校、醫院、軍工廠改造利用。為修建通往大后方的老白公路,一些道教建筑被拆毀,宮殿磚瓦、石碑用作鋪路、修砌過水涵洞。隨棗會戰后,日寇兵鋒已達鄂西北地區,為應對敵人可能的進犯,第五戰區在武當山下開始修筑堡壘等防御工事。丹江口市丁家營鎮退休教師候兆慶回憶:1943年春天,國軍的一個工兵團來到丁家營,在高家寨、五虎山、老鷹坡、李家灣后坡、火星廟梁子、劉家溝梁子、銅架山大寨等高地構筑工事。設置了重機槍、高射機槍、大炮陣地和碉堡。這些陣地和碉堡的建筑材料大多數都是就地取材,甚至直接拆用廢棄道觀上的材料。1944年,第125師駐守丁家營一帶,防御工事才停修。
  周府庵東南面的山頂上有座奎星塔,該塔建筑年代久遠,基礎堅固,造型優美,塔高約二十米,是草店的一大景觀。“奎星”是黃道二十八宿之一,古人信奉其主宰文運。寶塔常與關帝廟相對,主溝瀆為水道通利,主附庫為財貨積儲。合道教“紫氣東來”之意,屬于風水寶塔的一種。陸軍中將張壽齡等人在八分校工作時,曾多次登上此塔查看地形。后來有軍官認為,奎星塔是一個地標,有可能為日機轟炸草店附近的軍事目標提供參照物。于是,組織部隊將奎星塔拆除。半個世紀后,張壽齡在回憶錄中說:“我在辦戰區干訓團時,時常登上這座寶塔觀看地形。1940年初干訓團改為中央軍校第八分校。我回到老河口長官部后,不知什么人的主意,竟把這座古塔拆除。據說是第八分校的負責人,為了防止敵機把此塔作為對該校轟炸的目標,而這樣干的。實屬無知膽小而可笑,無聊之至!”
  隨著東北和東南沿海工業基地的淪陷,我國抗戰急需的鋼鐵等工業品嚴重匱乏。軍政當局為制造打擊日寇的槍支彈藥,采取了包括收集廢銅爛鐵在內的多項措施。均縣城鄉銅鐵鋁鉛都收集在一起運往煉鐵廠、兵工廠,群眾家里除了鐵制農具和鍋鏟,已經很難見到金屬品。因為門扣、門鎖等作為“廢銅爛鐵”上交了,許多家庭的門戶是不上鎖的;因為縣政府宣傳說一枚銅元可制造一顆子彈頭,人們紛紛捐獻出珍藏的銅元。曠日持久的抗戰消耗了均縣民間的幾乎所有“廢銅爛鐵”,軍方把眼光又投向了武當道觀。在軍政當局的許可下,第五戰區炮兵第16團將武當山復真觀(約海拔400米)以下的靜樂宮、三元宮、周府庵、遇真宮、元和觀、玉虛宮等道觀的數千件銅質造像、供器、法器拆解集中,裝了40輛馬車運往漢中冶煉,制造槍彈。
  因為多種原因,這批數千件武當道教銅像中,有數十件在漢中沒有被冶煉。1946年,武當山道士籌錢準備把這批銅像運回來。誰知在運輸途中,沿途都有部隊打仗,道士們沒有運成,只得返回武當山。解放后,陜西省安康地區成立了文化館,銅像搬運至該館內收藏。1987年1月17日,在文化部、陜西省等部門的支持下,武當山收回了46尊銅像。2008年6月21日,又有真武坐像在內的6件歷經戰火、飽經滄桑的道教珍貴文物離開安康,回到了武當山。
  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積貧積弱的中國經過艱苦卓絕斗爭,贏得了偉大的勝利。武當道教和全國各階層群眾一起節衣縮食,毀家紓難,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支撐著曠日持久的抗日戰爭,直至將日寇趕出了中國。
上馬殺敵  下馬學道
  國家與民族的命運,也是道教和道教徒自己的命運。在抗戰期間,許多武當道教徒同廣大民眾同呼吸、共命運,他們上馬殺敵,下馬學道。一手拿香,一手拿槍。與全國人民一起參與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去,為民族獨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不少道士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一、參軍入伍報效國家
  抗日戰爭爆發后,全國人民同仇敵愾,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抱守土抗戰的決心。武當道士也紛紛脫下道袍,穿上戎裝,參軍入伍報效國家。
  武當山南巖宮道長劉教明,河北人,生卒年月不祥。令當地居民印象深刻的是:此人是個大高個,而他的師傅也姓劉,卻是個矮個子;有時劉教明下山辦事,會披一件呢子軍大衣。他說自己原是東北軍的營長,后離開部隊來武當山出家。1938年底,劉教明帶領十幾個道士下山,到均縣城募兵處報名參軍。劉教明等道士的集體參軍行動,曾在武當山上下、均縣城鄉引起很大轟動。
  郭高一(1924----1996年),俗家名郭玉杰,河南商丘人。少年時因為仰慕武當武術傳人宋唯一、李景林之神技,而入武當學道。盧溝橋事變后,他毅然報名入伍抗日。后因部隊被打散,郭高一流落到遼寧省北鎮閭山道觀出家,隱身繼續學習武術,得到了武當三豐自然派傳人楊明真道長的真傳。“文化大革命”期間,郭高一還俗回到老家河南商丘。1981年在河南省泌陽縣白云山重入道門。1983年,郭高一回到武當山紫霄宮當道士,并在武當道士中傳授武當功夫,任武當道協武術總教練。他武藝高強,與朱誠德并稱為武當武術的兩面旗子。1996年,郭高一羽化于湖北九宮山。
  龐高成(1917----2004年),湖北省均縣習家店人。由于他全家信仰道教,3歲時便被家人送到武當山瓊臺中觀出家,皈依武當全真派。抗日戰爭期間,龐高成報名入伍當兵,在湖北宜城、河南淅川等地同日寇作戰。日本投降后,他復員回到均縣家鄉,繼續在武當山中觀修道。龐高成是武當山本地人,家族中世代信仰武當道教。他除了抗日時期離開過武當山,80多年始終誠心修道,為人十分低調。龐高成是1—4屆武當山道教協會副會長。2004年1月5日,龐高成在武當山瓊臺羽化,享年88歲。
  武當道士除自愿當兵抗日外,也有因地方政府強拉壯丁,而被迫當兵的情況。新華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丹江口市志》第482頁,記載了均縣仁和鄉鄉長的一個手令:“手令:二十九年(1940)五月二十日于本公所。據:該保應役壯丁溫天福,聞征潛逃,籍圖回避,復勾串工兵營士兵,借作護符辱罵保長,當即轉報兵團,茲奉兵團部令,飭即將該天福家產先為查封等因。本所自應遵照辦理,茲派顏辦,仰即將該天福家產照數查封具報!不得循情于咎!切切!右令二十六保長姚守祿。附封紙一張。鄉長:李楚樵;軍事股主任:譚林定。”
  解放后,溫天福的家人是這樣解釋被抓壯丁原委的:鄉保長為完成壯丁任務,要求已出過壯丁的溫家再出一丁。溫天福聞訊躲避,鄉保長編造謊言,說溫天福勾結士兵。當時,躲兵還怕躲不及,哪敢主動去勾結。真實情況是,溫天福跟隨師傅修道多年,會些符咒。他借畫符念咒的名義罵過鄉保長。鄉保長懷恨在心,所以強拉我家的壯丁。
  溫天福這樣的居家道士會被強拉壯丁,就連在廟道士也是會被強拉壯丁的。1943年,中央軍校第八分校主任(實際負責人)徐燕謀中將,在武當山紫霄宮一帶巡視。群眾和道士向其反映地方上存在著強拉壯丁、得財賣放、抓野丁替壯丁等問題,徐燕謀大為震怒。他將多名鄉保長叫到跟前,嚴加斥責,并把保長XXX痛打一頓,勒令他們將被抓壯丁中的道士全部放回。當徐燕謀奉調離開時,武當山的群眾和道士為感其恩,立了一塊碑:“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八分校主任徐公燕謀蒞均三載,揎澤旁流,即武當各宮、庵、觀道眾及編戶,莫不沾露德化,口碑載道。值公車返陸軍軍事研究院之際,謹勒石紀念,以志不忘。”
  二、流血犧牲殞命沙場
  在戰場上與日寇槍對槍、刀對刀,舍命拼殺的武當道士有很多,他們流血犧牲,殞命沙場,許多人連名字都沒有留下來。
  趙元亮(1909----1987),甘肅省河西人。抗戰時期,他因為擅長刀術,會武功,先后在騎兵團、特務營當兵。與日寇多次交戰,奮勇殺敵,屢立戰功。后在張自忠率領的第33集團軍軍部特務營偵察連任排長。1940年5月,日軍集結30萬大軍進攻我棗陽、宜昌,第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親自率領部隊出擊作戰。15日,張自忠率領包括趙元亮在內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圍在宜城縣南瓜店。在敵我力量極其懸殊,戰斗異常慘烈的不利情況下,張自忠誓死不退,與剩下的十幾名衛士奮勇抵抗。16日下午4時,張自忠英勇犧牲。他是中國抗日戰爭中犧牲的軍銜最高的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反法西斯陣營50余國戰死沙場的最高將領。趙元亮也在此次戰斗中被敵人槍彈擊中左臂,送往后方醫院治療。傷愈后,趙元亮身已半殘。1941年,他皈依武當全真龍門派。在武當山修道行醫數十年,1987年在武當山羽化,享年78歲。
  竇來庚(1900----1942),字峰山,山東省臨朐縣人。從小拜武當太乙門派掌門人高鳳嶺為師,是武當太乙門派嫡傳弟子。1923年4月,赴上海參加了全國武術運動會,獲大會最優等獎。1935年承辦“志成國術研究社”。“七•七”事變后,竇來庚與學員一起被編為第3集團軍軍部警衛武士大隊,任上校大隊長。1938年,竇來庚任山東省保安第17旅少將旅長,后委任為山東第十區行政督察專員。1942年7月19日,在與日偽軍激戰中負傷。竇來庚誓死不當俘虜,遂開槍自盡。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感其忠烈,追晉他為陸軍中將。1988年2月23日,山東省人民政府追認竇來庚為“革命烈士”。
  李本純,湖北長陽人。武當道士,武當武術龍門派第十五代大師,在武當山修道習武多年,教授弟子古合云等多人。抗戰爆發后,攜弟子到部隊教授武術。民國二十六年(1937)冬,日軍空襲部隊駐地,李本純在轟炸中失蹤。弟子古合云曾多方尋找,終無下落。
  三、軍營里傳授殺敵術
  《人民日報海外版》2015年6月6日有篇文章的題目是《擊碎日軍速亡中國迷夢》,副標題是“淞滬抗戰時日軍軟肋:怕肉搏,因中國軍人多練武術”。在武器裝備和兵員戰斗素質等方面遠遜于日軍的抗戰時期,武術確實是中國軍隊克敵制勝的一大法寶。國軍第51師在武當山駐扎多年,51師和其他部隊官兵里就有人習練過武當武術。抗戰爆發后,51師參加了淞滬抗戰,給予日寇沉重打擊,因而一戰成名。淞滬會戰后,51師和58師被合編為第74軍。第74軍是抗日戰爭中我軍正面戰場上最能打仗的部隊,號稱“抗日鐵軍”。武當道觀里現在仍流傳著一首歌謠,這首歌謠是在廟道士教授部隊太極拳時誦唱的:
  太極真傳出武當,功夫全在辨柔剛。
  倘若悟得真妙訣,強國強民亦自強。
  劉理山,生卒年月不詳,山東人。曾任西北軍馮玉祥部少將旅長,1929年蔣馮大戰后,他毅然棄官入道,在武當山麓朝陽洞三清殿任主持。他設茶水施于過往行人,將募化所得修建道房十余間。因劉理山精通醫術,常走鄉串戶為人治病,所以當地人稱他是“扁鵲再世”。抗戰時期,他受聘給中央軍校第八分校的學員講授戰術、地形測繪等課程。1944年,劉理山離開武當山,不知所蹤。
  李昊天和王維慎師徒。李昊天是八旗子弟的后代,屬清皇室族裔,在清朝宮廷中學得武當松溪派內丹功法。清朝覆滅后,到武當山出家隱修了很多年。王維慎,原名王杰,字鴻弟。1914年生于四川南充一個醫藥世家,取名王杰,字鴻弟。7歲時便隨其表兄,南充精武體校校長林濟群習武,后又拜李良鵠為師,學習武當松溪派武技。18歲時出席高手云集的四川省武術擂臺賽,力戰群雄,一舉奪冠,名震全川。成名后他又到武當山學習武當武術,拜李昊天為師。抗戰爆發,王杰投考中央軍官學校,改名王維慎。在軍中,王維慎被聘他為武術教官。那時士兵都持大刀,王維慎則以一支竹棍代刀教練。與士兵對練時,他用力抖動手腕,竹棍就可將士兵的大刀擊飛。在“8•13”淞瀘抗戰時任偵察排長,1940年初隨軍駐于江西浮梁抗擊日寇。駐防期間,王維慎將師傅李昊天也請到軍營教授士兵武術。抗戰勝利后,李昊天將珍藏的一部武當松溪派秘籍《閑談野議》贈給了王維慎,自己回武當山繼續修道。
  程定遠,生于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安徽人。他自幼身體瘦弱多病,遂跟當鏢師的二哥學功夫。16歲那年,拜武當道士汪蘭齋為師,習練內家功夫。不久又投到武當淮河派大師蕭尚義名下為徒。武當淮河派武功以八卦為功法理論基礎,基本功很講究樁、步。其拳譜與其他太極拳歌訣多有相近之處,有御侮自衛的實戰效果。日軍占領南京后,程定遠告別師傅蕭尚義,離開武當山。他輾轉南方數省,先后在江西寧都、贛南等地駐軍中傳授武功,“拳劍雪恥”、“青囊濟世”為宗旨,傳武、醫民。抗戰勝利后,程定遠在南昌開設診所,專治跌打損傷。
  劉定國(1902----2002),湖北武漢人。1927年拜武當道士王至道為師,習練世代單傳秘技----武當純陽拳。1935年受聘于武漢軍事委員會特別軍訓處國術大隊任教官。抗戰后在湖南長沙、湖北宜昌、四川萬縣等地民間和軍中傳授純陽拳。1941年,參加了重慶德勝和川東師范舉行的國術大賽。1942年,在重慶玄妙觀得師傅所傳的《純陽秘籍》一書。解放后,劉定國回到武漢。2002年11月23日,武漢觀居仙逝,享年百歲。
 武當弟子  抗日英豪
  早在抗日戰爭最殘酷的時候,巾幗英雄周詠南的傳奇事跡就已見諸報端,轟動一時。但她從小師從武當道士,樹立佐國扶命理念,學文習武的故事卻石沉大海百余年,鮮為人知。
  周詠南,女,號秋瓊,生于1900年,湖南省祁陽縣白地市區萬福嶺鄉元木沖人,抗日戰爭爆發前她是祁陽縣白地市中心小學教員。1938年冬,周詠南帶領兒子黃天同時報考黃埔軍校。報名時,衡陽招生處負責人田指導員對她說:你已經三十九歲了,超齡太多,不能報考。周詠南含著熱淚請求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是教員,更應以身作則。我們母子決心以身許國,您難道忍心拒我們于報國門外嗎?田指導員深受感動,破例同意他們母子報考。經考試合格,周詠南與黃天同時被錄取為黃埔軍校第十六期學員。當時的《救國日報》以《母子從軍抗日》為題,報道了周詠南、黃天寡母孤兒的雄心壯舉,號召全國人民向他們學習。1940年元月,周詠南和黃天同時畢業,在畢業典禮上,校長蔣中正以蓉廳愛字第256號嘉獎令嘉獎他們:“母子從軍同學,共赴國難,夙世楷模,殊堪嘉獎。”
  畢業后,周詠南被分配在第九戰區第53軍任政治部中尉干事,部隊駐守在湖南省常德市津市前線。兒子黃天被分配在第六戰區,駐守在湖北省恩施。不久,周詠南主動要求下連隊,上戰場,接受血與火的洗禮。經軍部同意,她把隨軍家屬組織起來,并收留流亡女青年,組成直屬軍部的女兵連。1943年1月,53軍批準周詠南擔任女兵連上尉連長。同年5月,周詠南所在部隊在常德市白羊堤一線與日軍鏖戰,日軍始終未能突破津市防守線。11月1日,日軍主力部隊第116師團從四十公里外的藕池向津市撲來,企圖將我軍殲滅。周詠南在戰斗間隙寫信給兒子黃天說:“爾我母子,既以身許國,勿以安危系念。母如馬革裹尸,志所愿也,希繼承吾保國之志,激勵士卒奮勇殺敵,是所愿也。”
  11月8日,日軍突破白羊堤防線,直逼中、小渡口,企圖強渡澹水,直取津市。當此危急之際,防守中渡口陣地的女兵連在周詠南的帶領下,冒著日機的轟炸,打退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猛烈進攻。戰斗中,女兵連與日寇短兵相接,展開了白刃戰。周詠南身先士卒,沖鋒在前,憑著自幼練就的出色武功,她連殺包括中隊長松木在內的五名日寇。后來,周詠南被子彈擊中大腿,倒在血泊中,但,她強忍劇痛,指揮女兵繼續抗擊進攻之敵。戰友們將她救出陣地,送到129兵站醫院治療。傷愈出院后,周詠南因有戰功,調到129兵站醫院,擔任新聞室少校主任,從事傷兵的勵志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周詠南認為報國之志已償,便毅然退伍。同年10月,受校長張雨生的聘請,仍執教于白地市中心小學。有人說她“蠢”,但周詠南卻怡然自得。1946年,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后,其子黃天在66軍185師554團任代營長,同中原解放軍突圍部隊在武當山一帶作戰。周詠南帶著兒媳婦和孫子,趕到湖北省廣水縣向554團馬胡之團長哭訴守節撫孤的痛苦經歷,馬團長深受感動,令黃天送母親回家。黃天將母親和妻子送到漢口后,拋棄家人,執意到臺灣參加了國民黨青年軍205師,任該師作戰科長。回到家鄉的周詠南時常給黃天寫信,要他認清形勢,識別人心向背,選擇光明道路。1948年冬,青年軍205師奉調守衛北平。1949年元月,黃天隨部隊起義并參加了人民解放軍,實現了周詠南反對內戰的心愿。1966年周詠南去世,享年66歲。
  周詠南能夠在民族存亡的危難時刻,毅然投筆從戎,抵御外辱;能夠組織、領導女兵連,在抗日前線作戰;能夠在與敵人的白刃戰中,斬殺五名日寇,得益于幼年時,受到了武當道士周舉的悉心教育和訓練。
  周舉,約出生于1865年,武當道士,湖北均州(今丹江口市)三官殿人。1904年春,周詠南的父親,秀才周鹿卿,到漢口宦游。因為仰慕武當道教圣地,便接受了友人的邀請前來朝圣。兩人相遇后,周鹿卿開口詢問周舉的仙方道號,周舉沒有直接正面回答,而是念出一首詩來:
  此身原是武當仙,貶諦塵寰不計年。
  金頂煙霞應識我,云峰七二有前緣。
  周鹿卿奇其人,驚其語。遂邀飲攀談,始知他姓周名舉,道號云道人,俗家三官殿。交談中,周鹿卿驚嘆其博學多才,談吐不凡,有了相見恨晚之感。那周鹿卿雖系秀才,卻偏愛武術。當他問起周舉練武之法時,周舉侃侃而談,深奧莫測。他聽后佩服的五體投地,遂結為知己,并邀周舉云游瀟湘。周舉滿口答應。
  清光緒三十年秋,周舉來到湖南祁陽縣,居住在周鹿卿家。周鹿卿共育有七子一女,這個女兒就是周詠南,時年僅4歲,很受父母的寵愛。第二年,周鹿卿請周舉教七個兒子習練武當武術。周舉盛情難卻,只好應允設館授徒。5歲的周詠南也鬧著要跟哥哥們一起學武,其父拗不過她,只得告諸周舉。周舉審視良久,說她資質很好,可以試學。周詠南高興地跳了起來,立即當著父母的面向周舉叩頭,口稱師父,成了周舉的女徒弟。
  起初,周舉是在周鹿卿家里設館教武。后來,他嫌人多眼雜,又怕周家愛女護犢一致半途而廢,提出要另覓場地。周鹿卿即在離家兩里遠的山沖----萁子庵為其設館。新館建立后,除周家的七個兒子外,還吸收了周鹿卿好友的子弟參加,但女性只有周詠南一個人。
  道士周舉規定,每逢單日學文,每逢雙日學武,文武并重。學文時,允許徒弟回家拿錢取物,也允許家長探視子女;練武時,不允許徒弟回家,也不允許任何人窺視,閉門謝客。尤其是每天拂曉前的練功,更不得缺課。在教學和生活中,周舉非常痛愛周詠南,把她看著自己的女兒一般。晚上要她睡在自己的腳頭,不允許她回家住宿。白天則悉心訓練,嚴格要求。周詠南天資聰穎,學習刻苦,無論是文化知識還是武術技能,她總是一學就會,觸類旁通,一年以后,她的知識和功夫就超過了諸位師兄。
  周鹿卿有個朋友叫黃矞,他是湘南文壇名士,有名的書法家和著作家。他們倆人是同年的秀才,黃矞是案首,周鹿卿是第四名。黃周兩家早已指腹為婚,周詠南是黃矞家的準兒媳婦。有一天,黃矞到周鹿卿家玩,周家向他說了周詠南學武的事兒,黃矞立即提出去看望周道士如何授徒。見面后,周舉夸獎周詠南聰明好學,技藝見長。黃矞很不以為然,板著面孔說女孩子學武,揮拳弄棒,總是有失婦揆。周舉引古證今,對黃矞說了很多巾幗英雄顯親揚名,殺敵報國的話。他說:《老君音誦誡經》中有:吾漢安元年,以道授陵,立為系天師之位,佐國扶命。佐,即輔佐,就是輔佐國家治理。扶命,即扶持國家命脈的延續。《太上洞玄靈寶真文要解上經》中講:興國愛民,普濟群生;《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中講: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國安民豐,欣樂太平;《高上玉皇本行經髓里》說:精心恭奉,家國安寧;《老子想爾注》里有個說法,叫做道用之時,競行忠孝。意思是講,大道流行的時候,普天之下的人們都能夠奉行孝心、盡忠報國。這些說法都以特有的方式,表達出道教對賴以生存的國土的熱愛,體現了以道用世的理念。
  周舉一席道教愛國論令黃矞連連點頭,拍案叫好。考問文學時,周詠南對答如流。黃矞不由滿心歡喜,笑逐顏開。交談中他們論《經》說《易》,周舉對《易經》的精辟見解,對“易”理的發揮,對黃矞有了新的啟示,使他撰寫的《易元命響》一書順利截稿,由北京榮寶齋出版發行,成為研究《易經》不可多得的著述。兩人因此成為莫逆之交,經常在一起匣定古籍。
  周詠南11歲那年,已長得亭亭玉立,武功也有了長足的進展。此時,正是清王朝滅亡的前夜,周舉似乎預知到什么,執意向周鹿卿提出辭館,要回武當山。周鹿卿和黃矞對他說:先生是野鶴之身,四海為家。我們想為先生擇名山,建道觀,以作先生仙居之所,長留瀟湘,以慰數年莫逆之交,尚祈先生俯允。經再三挽留,周舉也就同意了。于是,他們聯名發出了建觀募捐啟示。說是“武當真人”云游瀟湘,卜落祈山熊羆嶺。啟示一出,捐助者眾。人們在祈東縣熊羆嶺十里尖建起了“云仙觀”,并請了兩個香火工服侍周舉。
  武當真人周舉和云仙觀一時名聲大噪,善男信女每日前來燒香祈福者不絕于途,云仙觀成為祁陽當時香火最為盛旺的道觀。十幾年后,周舉突然不知所蹤。而云仙觀在解放后猶存,1958年大煉鋼鐵時被拆毀。
  周舉的武功“以柔克剛”、“借彼之力,攻彼之身”。民國時期,祁陽縣建立國術館,館長桂丹就是周舉的徒弟,其人武功人稱“了不得”。那時,祁陽縣留日學生謝夌回到家鄉,辦了所祁陽女子小學,教文練武,封建衛道士們曾極力反對,周舉卻支持周詠南前去學習。周詠南15歲那年,祁陽縣女子小學舉行首屆畢業典禮時,為了體現婦女能文能武的風貌,學校決定舉行擂臺賽。有人在校門口貼了副諷刺對聯,聯云:
  畢竟不是英秀,說什希圣希圣,只懂得這多學問;
  業已成為女子,任憑能文能武,難保全那點東西。
  周詠南看后把對聯改了一下,反其意而成為一副新聯:
  畢竟是巾幗英雄,志在希圣希圣,已懂得救國學問;
  業已成女中豪杰,確實能文能武,要消滅封建東西。
  這樣的回擊,引起了人們的騷動,也使得婦女們揚眉吐氣。在擺武擂臺時,擂臺上貼了副對聯:拳打封建衛道士;手揖文明贊助人。
  擂臺賽開始后,周詠南一連擊敗了十幾個對手。后來一個富紳的保家鏢客上臺比試,那鏢客五大三粗,是剛強猛漢,人們無不為周詠南擔心。幾個回合之后,周詠南運用“借彼之力,攻彼之身”的絕招,一下把那大漢打下擂臺。這消息不脛而走,轟動了當時的祁陽縣城。
  周詠南的兒子黃天,1920年出生。1938年參加國民革命軍,在湖北等地與日寇作戰,屢立戰功,由普通士兵升為少校營長。1946年,隨國民黨66軍軍長宋瑞珂參與內戰,在武當山地區“進剿”人民解放軍陳少敏等部一年多時間。黃天對武當山有很深的感情,寫下了十多首與武當有關的詩歌。其中一首是:姣姣武當月,見證昔日情。日中初罷戰,國共又交兵。“進剿”鄂西北,苦磨蔣宋軍。揮筆記往事,余悸心怦怦。還有一首是:
  靜夜月當頭,
  把酒愁更愁。
  望明月百感悠悠,
  自覺人生如惡夢。
  多少事,
  愧而羞。
  戰爭譜春秋,
  圣地武裝游。
  曾立志砥柱中流,
  可惜名山不助我。
  致尸骨,
  委荒丘。
  1949年元月,黃天隨部隊在北平起義,參加了人民解放軍。1952年從部隊轉業回鄉,在湖南省祁陽縣水電局任工程師。退休后,擔任過祁陽縣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湖南省中山外語學院董事。2000年去世,享年8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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