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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治國理念中的傳統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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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先生1918年8月20日在給許壽裳的信中說:“前曾言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此說近頗廣行。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以迎刃而解。”
       所謂“中國根柢”,指的應該是中國人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時代的主導思想或曰主流意識形態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以此詮釋魯迅的話,似乎可以說魯迅斷言在數千年舊中國由諸多學術流派共同構成的主流意識形態中,假托黃帝而以“道”為宗旨、以《老子》五千言為主要讀本的系統說教占有壓倒優勢。
       這里首先要解決的是本文所謂“傳統道家”與魯迅所謂“道教”有何關聯的問題。筆者覺得這個關聯可以描述為“一實二名”,就是說,它們指稱的是在中國綿延了數千年的同一種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方法論體系。關于魯迅的斷語,當代學術界見仁見智,認識不一,但都不否認它立足于以自然經濟或小農經濟為主的中國農業社會和由它孕育出來的中國的國民性。毋庸置疑,處在近代帶有啟蒙性質的新文化運動的語境中,魯迅之言有著強烈的批判意味,但也不能否認它仍然是一個帶有真理性的判斷。所謂“真理性”是說,在以基本上只從事農業生產的漢族為主、數十個民族共存的“大一統”的中國,迄今為止歷代統治者的治國理念中有一些一脈相承的、顛撲不破的真理的顆粒。簡言之,在中國數千年的文明史上,任何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都包含有道家(道教)的成分。它對當時社會的影響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因人因時因事而異。
       魯迅寫下那封信31年以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到現在已經走過了三個時代: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和中國共產黨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時代。回過頭來讀這三個時代的歷史,魯迅說的話還能不能站住腳呢?
       本文便試圖對毛澤東治國理念中的傳統道家思想成分略做分析并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
一、反者道之動
       從世界觀來看,道家的鼻祖老子似乎是最早把近代意義上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揉合在一起的一個中國人。他不僅承認客觀世界的普遍聯系,還承認世間萬物永遠處在變化當中,萬物變化又都遵循一定的規律。《老子》有言:“反者道之動”(第四十章)﹐“逝曰遠,遠曰反”(第二十五章)。意思是說﹐任何事物的某些性質,如果向極端發展﹐這些性質一定轉變成它們的反面。這構成一條自然規律。所以“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第五十八章)﹐“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第二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第四十三章)﹐“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第四十二章)。所有這些看似矛盾的說法﹐反映的卻是自然(包括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基本規律。事物變化所遵循的規律,老子把它們叫做“常”。他說﹕“知常曰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第十六章)老子警告說﹕“不知常,妄作,兇。”(同上)就是說,不順應自然的基本規律,單憑主觀意志胡干蠻干,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我們應該掌握自然規律﹐用它們來指導個人的行動。老子把這叫做“襲明”。人“襲明”不外兩種情形:想得到什么東西﹐卻以其反面為行動的起點﹔想保持什么東西的現狀,卻在其中容納一些與它相反的成分。所以老子說﹕“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第七章)又說﹕“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二十二章)這是講“正”從“反”始。 老子還說﹕“大成若缺﹐其用必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第四十五章)又說﹕“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第二十二章)這是講相反相成。
       老子的這些思想(以及其它思想)曾被歷史上的許多政治家以注、疏、解、喻、論、說等體裁加以闡發而各自成書,供帝王和臣僚們作為執政的參考,也同樣被新中國主流意識形態即毛澤東思想的核心--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充分吸收。在毛澤東著于1937年,而在1950年做過詳細修訂的《矛盾論》中便有下述段落:“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辯證法的宇宙觀,不論在中國,在歐洲,在古代就產生了,但是古代的辯證法帶著自發的樸素的性質,根據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還不可能有完備的理論,因而不能完全解釋宇宙,后來就被形而上學所代替。”“這個辯證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教導人們要善于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并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斗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沒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矛盾存在于一切過程中,并貫串于一切過程的始終,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否認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認了一切。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絕對性。然而這種共性,即包含于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即共性。假如除去一切個性,還有什么共性呢?因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個性。一切個性都是有條件地暫時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對的。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同一性、統一性、一致性、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或依存)、互相聯結或互相合作,這些不同的名詞都是一個意思,說的是如下兩種情形: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第二、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轉化。這些就是所謂同一性。”“沒有生,死就不見;沒有死,生也不見。沒有上,無所謂下;沒有下,也無所謂上。沒有禍,無所謂福;沒有福,也無所謂禍。沒有順利,無所謂困難;沒有困難,無所謂順利。沒有地主,就沒有佃農;沒有佃農,也沒有地主。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無產階級;沒有無產階級,也就沒有資產階級。沒有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就沒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沒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沒有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一切對立的成分都是這樣,因一定的條件,一面互相對立,一面又互相聯結、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互相依賴,這種性質,叫做同一性。”“鞏固無產階級的專政或人民的專政,正是準備著取消這種專政,走到消滅任何國家制度的更高階段去的條件。建立和發展共產黨,正是準備著消滅共產黨和一切政黨制度的條件。建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進行革命戰爭,正是準備著永遠消滅戰爭的條件。這許多相反的東西,同時卻是相成的東西。”“客觀事物中矛盾著的諸方面的統一或同一性,本來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暫時的、相對的東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的條件向它們的反面轉化著。這種情況,反映在人們的思想里,就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論的宇宙觀。”“我們中國人常說:‘相反相成。’就是說相反的東西有同一性。這句話是辯證法的,是違反形而上學的。‘相反’是說兩個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爭。‘相成’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之下兩個矛盾方面互相聯結起來,獲得了同一性。而斗爭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沒有斗爭性就沒有同一性。”
       在新中國的三個時代,學習和應用《矛盾論》和毛澤東的其它著作都是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國家干部(一度還有全體人民群眾)的必修課。這種學習和應用對于提高他們的思想素質,不斷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當然,《矛盾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言簡意賅的全面闡述,其作為思想武器而能夠發揮的功能是老子當年面對大多只具有負面意義的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所做的冥思苦想無法企及的。
       如果說《矛盾論》還有什么缺憾,那么是否可以說在于它對“斗爭性”的刻意強調。這也許正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毛澤東個人印記所在。平心而論,毛澤東一生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最得意之處在于他對“相反相成”這個客觀規律的把握和使用。盡管他畢生最大的敗筆是把“東風”(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與“西風”(資本主義)的矛盾絕對化,在和平時期堅持戰爭年代 “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1939年9月16日《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的立場,使新中國的社會生活過于意識形態化,因而坐失了許多發展的良機,但他為了使社會的階級結構和黨的組織狀況在觀念上能夠滿足“相反相成”的要件,還是以“給出路”、“一個不殺”、“摻沙子”、“保留黨籍(或其它社會身份),以觀后效”等政策或手段保護了一些自己政治上的對手(多是假想的對手),這成了他的錯誤后來能夠順利被糾正的根本條件。在這個意義上,強調“斗爭性”仍有它合理的一面。
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在毛澤東時代,“一”是在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當中出現的頻率最高的詞素。以它為本組成的詞匯有:統一、一律、一元化、一盤棋、一把手、一條龍、一脈相承、一貫主張、一個中心、團結一致、一心一意,等等。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和高度集中的有計劃的經濟、文化體制。盡管毛澤東向往“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但實踐證明,在他的有生之年,新中國基本上是只有“統一意志”而沒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這樣做的理由可以有千條萬條,歸結起來只是一句話:“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根本保證。”(《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這三項“保證”無疑是以“統一意志”為前提的,“個人心情”如何在這里無足輕重。其實老子早就把這個道理講透了:“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廢,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第三十九章)如果把這段話里的“侯王”換成“執政黨”,這段話就可以看作對毛澤東執政心態的生動描述。直到臨終,毛澤東也沒有放下他“恐”執政黨“蹶”的心病。       
三、以賤為本 
      老子緊接著講的話是:“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谷。此非以賤為本邪!”轉換成毛澤東的思維就是以下一系列言論:
       “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青年人比老年人強,貧人、賤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發明創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們干的。……結論就是因為他們貧賤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較少,顧慮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說敢干。”(1950年代末期毛澤東讀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餞崔使君序》一文時寫的批語。見張貽玖《毛澤東和詩》,北京:春秋出版社,1987)“自古以來,發明家、創立學派的人,開始的時候都是年輕人,學問比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壓迫的。”(毛澤東:《在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第一次講話》(1958年5月8日))“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1958年5月18日)
       在毛澤東的潛意識里,“工人農民”“人民”、“群眾”、“無產階級”等體現階級屬性的概念,往往就是“貧人”、“賤人”、“下等人”、“小人物”、“被人看不起的人”、“被壓迫者”等字眼的雅稱。在他看來,凡是受壓抑者,必然內聚著釋放或實現的欲望,而壓抑別人者,又必然自我產生墮性因素。前者是活潑的,后者是呆滯的;前者弱小,但蘊育著生機,后者雖然貌似強大,卻意味著衰亡。他堅信,“無產階級”之所以最有前途、最有力量,是因為他們“一無所有”。而代表他們根本利益的共產黨的干部不能不做“人民的勤務員”,否則便成了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表,必須清除出去,所謂“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作風,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1958年5月8日《在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第一次講話》)      
四、去甚,去奢,去泰
       道家的主題本來是全生避害。老子主張善待生命,因此要為人的行為設限。或者說,老子承認人的任何行為都有其客觀存在的出發點和極限。要成功地全生避害,人就既要循序漸進,又不能使自己的行為越過這個極限。所以說﹕“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六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又說﹕“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把上述方法論原則用到現實政治上,老子得出結論﹔“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第四十六章)要想免禍去咎,就必須做到寡欲,即“圣人”應該把“去甚,去奢,去泰”的思想轉化為行動。他站在為政者的立場上提出了與儒家針鋒相對的主張:“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第十九章)“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第三章) 
       從字面上看,毛澤東的治國理念與上述老子的設計似乎相距甚遠,特別是毛澤東1950年訪蘇期間曾意味深長地對卡德爾說:“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辯證法在社會主義如何自由運用的問題。社會主義不是平靜的河流,應當有領導指引方向。但是,人民應當有對社會上發生的一切事情直接做出反應的可能性。”(卡德爾:《蘇南會議·莫斯科宣言·會見毛澤東》,載《世界歷史研究動態》1980年第12期)。但如果把那個時期的許多具體的輿論引導和政策措施加以反復的推敲,便到處可以發現老子的影子:在1949年3月舉行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針對勝利后黨內可能生長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敲響了警鐘:“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開幕詞里,毛澤東再次強調“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 
       從知識分子改造運動開始,儒家色彩鮮明的傳統道德條目如始興于宋代的“八德”:“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因被推翻的國民黨政權曾以“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禮義和平)”重新加以提倡,便基本上作為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封建道德退出了主流話語的范圍。以批判電影《武訓傳》為發端的對“孔孟之道”不遺余力的否定和批判持續了二十幾年,直到1974年毛澤東還掀起全民“批林批孔”運動并做了“孔學名高實秕糠”(《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的結論。與此同時,標志著近代工業文明發展水平的各種新型消費方式被貼上“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標簽打入另冊,晚清道光朝從皇帝到滿朝文武都以穿帶補釘衣服為榮的畸形節儉心理幾乎蔓延全國。
       在歷次所謂“路線斗爭”中,毛澤東把自己的對手無一例外地稱為“個人野心家”,稱“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在“文革”中期,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都“要斗私批修”。在“文革”后期,毛澤東表示對仍然存在的所謂“資產階級法權”即“八級工資制”等等強烈不滿。
       直到1976年病危之際,毛澤東還在表達這樣的意思:民主革命成功后,一部分黨員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甚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
       上述毛澤東的言論舉措不乏真理的顆粒,如要求執政黨的干部以及黨員做到兩個“務必”,他還曾做過“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1952年6月10日)之類的題詞,特別是1958年7月1日讀6月30日《人民日報》得知“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之后寫下的兩首《送瘟神》七律,體現了他無時不以“民瘼”為念的高尚境界,等等,但我們遺憾地看到,其中更多的是小生產者“均貧富,等貴賤”思想和作為他們的最高代表的帝王思想的反映。兩千年前的老子否定了市場經濟的萌芽,兩千年后的毛澤東對附著在市場經濟之皮上的資產階級法權之毛憂慮有加,兩個人的心是相通的。何況他們還是反對和批判 “孔老二”的忘年交呢!       
五、將欲廢之,必固舉之       
       老子還說過:“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舉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第三十六章)意思是:一花一木快要凋謝的時候,就開得特別茂盛,但那種茂盛正是凋落的前奏。一個人的生命到了最強壯的階段,便開始衰弱了。我們要把一物拋向某處,必定先要把它高高舉起,這種被高舉的狀況,便是該物墜落的前奏。天地給萬物以生命,這生命到頭來還是要被天地收回去。懂得這些道理,就有了“知微”之明,即能夠把握事物啟動的初因和它必然的后果。
       老子所說的本來是天道自然的因果定律,但這段話卻一直被后世的人運用在權術的機變上,形成了中國歷史上所謂“內用黃老,外示儒術”的政治博弈之術。熟讀二十五史的毛澤東顯然深諳其道。從依據列寧主義理論有目標(針對王明及其有共產國際背景的同伙)的延安整風到只有假想目標(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而無理論上自洽的確定目標的“文革”期間一系列“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爭,毛澤東把這套權術運用得爐火純青。一段時間里人們談之色變的“陽謀”論導致千千萬萬知識分子淪落為“臭老九”,幾乎腰斬了綿延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結果老子的話在他自己身上得了應驗:他那套主觀唯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構想在“固舉之”即給中國人民造成“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之后被他的繼承人徹底地拋棄即“廢之”了。倘問“舉之”和“廢之”者為誰人,當曰:“天道。”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也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六、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莊子·達生》:“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保養身體必須以有物質供應為前提,物質供應充分,而身體卻得不到保養的現象也是有的。維持生命必須以生命不離開身體為前提,但沒有離開身體,生命卻已經死亡的現象也是有的。世上的人以為保養好身體就足以維持生命,但保養身體如果不足以維持生命,那么世人又何必去做這種事呢!)
   莊子的意思是說,人沒有精神寄托,活著就沒有意義,身體保養得再好,也跟死了差不多。在新中國剛剛成立之際詩人臧克家的名篇《有的人--紀念魯迅有感》所言:“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作于1949年11月1日 )便是對莊子思想的詮釋。這個理念在毛澤東時代經過執政黨的強力灌輸,已經深入人心,成為“文革”發動時的社會心理基礎。毛澤東在天安門前人群中的一句“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號召,一下子把七億中國老百姓全部推入了向他老人家表現“忠心”的十年迷狂。它是怎樣被灌輸的呢?答案是:學“老三篇”!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在意識形態方面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出版發行經過作者親手修訂的《毛澤東選集》。結果是使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的理論結晶--毛澤東思想成為新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而“活學活用”已經發表的毛澤東著作特別是1949年以前寫的著作則成為全體“人民”幾乎是“唯一”的精神生活。于是雷鋒和“雷鋒現象”應運而生。在“林副統帥”信誓旦旦的“對于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這個統合了黨政軍三種強權的外力推動下,普通中國人的生命的意義被濃縮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在這里“戰士”是代詞,它可以是任何被劃在“人民”范疇里的社會身份)。毛澤東分別寫于1939年、1944年和1945年的《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和《愚公移山》得到了“老三篇”的尊稱,并且一度成為數以億計的具有思維和語言表達能力的中國人“天天讀”的對象。“老三篇”的特點在于它對于一種崇高的人生觀(當時被稱為“共產主義人生觀”)的系統闡發和強調。如同世界上各種宗教都具備“終極關懷”的品格一樣,毛澤東宣揚的也是一種“終極關懷”,是他理想的或他所立志要造就的新式普通人的“終極關懷”:“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為人民服務》)無數中國人抱著這個理念在各自的崗位上辛勤勞動,為正在建造中的中國社會主義大廈添磚加瓦,使“一窮二白”的中國社會面貌大為改觀。然而當這個理念在“文革”初期演變成“為保衛毛主席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劉少奇賣力,替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去死,就比鴻毛還輕”時,大量生命被無端扼殺的“浩劫”也就在一片喜慶的歡呼聲中開始了。結果是已經初步建成的社會主義成果被摧毀殆盡,已被社會各階層普遍接受的對于理想人格的追求被對權力和金錢的角逐所代替。其中的教訓是大可深長思之的。       
七、得意而忘言      
       在認識論上,傳統道家主張世界可知。就認識具體的事物而言,他們更強調對于其本質的把握。雖然現象是把握事物本質的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但在他們眼里,如果事物的本質已經被掌握,那么現象(以及用語言對現象做的描述)就是可有可無的,甚至可以完全舍棄。且看他們是怎樣說的:“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莊子·外物》)“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以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王弼《周易略例》)“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呂氏春秋·離謂》)
       這三種表述意思是一致的。從積極的方面看,是說在人所能獲得的三種認識境界(“象”、“言”、 “意”即“感性認識”、“知性認識”、“理性認識”)中,“意”即“理性認識”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是認識的真正目的。達到了目的,做為手段的“象”和“言”便大可棄之不顧。
       毛澤東是“得意而忘言”、“得意而忘象”的大手筆。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毛澤東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全國勝利之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這個判斷是直接從蘇維埃俄國的列寧主義理論搬過來的,是一種理性認識(“意”)。不能說它在中國沒有“象”和“言”的基礎。盡管從井岡山到陜甘寧根據地基本上沒有工業生產,但毛澤東在上山以前在湘贛一帶的城鎮(如安源)到過工廠、礦區,并在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文中對中國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狀況做過闡述。七屆二中全會前夕,在彭真、陳云等人剛剛接收過來并使之恢復了元氣的東北解放區有較大規模的工業生產,他們對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這些闡述和認識顯然只是局部的,應該被劃入“象”或“言”的層次。就全國而言,當時的實際情況是:領導革命的工人階級自身的規模是很小的。在資產階級方面,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已經被消滅(或即將被消滅),民族資產階級先天不足,后天軟弱。而包括相當一部分農民在內的小資產階級顯然不能被劃入處在這個語境中的“資產階級”范疇。就是說,在當時的中國,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都不夠強大,不是構成中國社會的主要成分,那么它們的對立統一能算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嗎?應該如實承認,毛澤東這一次對國內基本矛盾的判斷完全是唯心主義的,是站不住腳的。數年以后全國范圍的階級斗爭擴大化,根源即在于此。對國外基本矛盾的判斷也一樣。如果不是毛澤東堅定地采取“一邊倒”的立場,“二戰”以后的西歐、北美諸國未必就死心踏地與新中國為敵。倒是毛澤東晚年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更為接近歷史的真像。在這兩個方面,毛澤東的“得意而忘言”、“得意而忘象”都鑄成了歷史的大錯而需要他的繼承人加以“撥亂反正”。
       另一個例子是著名的“鞍鋼憲法”的形成。1958年,在毛澤東關于政治掛帥、破除迷信、兩條腿走路號召的推動下,全國各大中企業全部廢棄一長制,改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在工廠管理方面,則是大破蘇聯專家確定的生產工藝流程,用群眾運動的方式組織生產。當時公私合營的濟南成記面粉廠最先提出并實行被稱為“兩參一改”的精簡干部、提高生產效率的措施。不久大型國營企業陜西慶華工具廠也推出了“兩參一改”的經驗。到了1958年12月,重慶長江電工廠在“兩參一改”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一個“三結合”。在1958年以后的一段時間,“兩參一改三結合”成為中國工業化管理的一種新方法,毛期望以此來規劃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那時的鞍鋼是實行這種新型管理模式的最大的國營企業,鞍鋼黨委即鞍山市委曾經就這種模式專門給中央寫過一個報告。1960年初,毛澤東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寫的筆記里第一次對“兩參一改三結合”做了全面論述:“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隨后便給它命名為“鞍鋼憲法”(其實鞍山市委給中央的報告沒有一句話提到“兩參一改三結合”)。這里的“意”是毛澤東關于“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經典表述,鞍山市委的報告可以算做 “言”,濟南成記面粉廠、陜西慶華工具廠和重慶長江電工廠的經驗只能排在“象”的層次了。20多年以后我國經濟體制開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實際上宣布了“鞍鋼憲法”的徹底失敗。       
八、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毛澤東在獲得所謂思想戰線即意識形態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之后,便開始設計他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藍圖。這個社會由許多人員和他們的活動區域相對固定的工農兵聯合體組成。在這個理想社會內,不允許管理者作為一個獨立分工階層而固定存在。相反,聯合體內分工擔任各種不同職務的人們應當經常流動和交換職業。這種流動和交換將有效地實現城市與農村在組織、經濟和社會上的趨同,并且在這一意義上消除城鄉差別。令人遺憾的是,這樣做的結果不是使農村通過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演進到城市化,而是抑制城市的快速發展使其退化為農業鄉鎮。
       1966年4月14日,毛澤東對一個文件做出如下批示:“一切學校和學科(小學、中學、大學、軍事院校、醫學院校、文藝院校以及其他學校例如黨校、新聞學校、外語學校、外交學校等等,學科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二者常識)都應當這樣辦。分步驟地有準備地一律下樓出院,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同工人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學工學農,讀書。工讀比例最好一半對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讀書的部分要大減。書是要讀的,但讀多了是害死人的。師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學相長。隨時總結經驗,糾正錯誤。許多無用的書,只應束之高閣。就像過去廢止讀五經四書、讀二十四史、讀諸子百家、讀無窮的文集和選集一樣,革命反而勝利了。譬如共產黨人和我們的軍事干部,一字不識和稍識幾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幾,而多識些字的,例如讀過三幾年中學,進過黃埔軍校、云南講武堂、蘇聯軍事院校的,只有少數,大學畢業生幾乎一個也沒有。所以有人說,共產黨‘無學有術’,而他則是‘有學無術’。這話形式上看來是有些對的。但從實質上看,則是完[全]錯誤。共產黨人曾經進過二十幾年的軍事大學和革命大學(即二十幾年的戰爭與革命),而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只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最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會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貧乏得很,講起這些來,一竅不通。他們中的很多人確有一項學問,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說,知識分子和工農分子比較起來是最沒有學問的人。他們不自慚形穢,整天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資產階級復辟、培養修正主義分子以外,其他一樣也不會。唐人詩云:‘竹帛煙銷帝業虛,山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有同志說:‘學問少的打倒學問多的,年紀小的打倒年紀大的’,這是古今一條規律。經、史、子、集成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的狀況,就宣告它自己的滅亡,只有幾十萬分之一的人還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這是一大解放,不勝謝天謝地之至。因此學校一律要搬到工廠和農村去,一律實行半工半讀。當然要分步驟,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這類學校,以免貽患無窮。”
       顯然,這里面既滲透了老子的“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第四十八章)的觀念,也表示了對老子“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第六十五章)思想的認同。在這個時候,所謂“五七指示”(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寫的一封信)已經呼之欲出了。
       在“五七指示”中,毛澤東勾畫了一個他所憧憬的理想社會,即工人、農民、學生、軍人、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都以一種職業為主,兼學別樣。“學文、學工、學農、學軍,參加批判資產階級,把全國變成一個大學校”。
       1966年8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的社論,公布“五七指示”的內容,并且強調:“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學校的思想,就是我們的綱領。”按照毛澤東說的去做,“就可以培養出有高度政治覺悟的、全面發展的億萬共產主義新人”,就“能夠進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能夠更快地鏟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這樣,全國就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都是共產主義的大學校。”這樣的“大學校”一旦建成,“三大差別”就會自然消滅,人人都能成為“多面手”,“他們拿起錘子就能做工,拿起鋤頭就能種田,拿起槍桿子就能打敵人,拿起筆桿子就能寫文章”。這樣,資產階級法權“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也就不存在了。既然大家都能務工、務農,商品交換也就不必要了。這似乎符合經典作家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
        問題在于:“三大差別”的出現,在社會發展史上究竟是一種進步還是退步?眾所周知,歷史唯物主義選擇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老子著名的對其理想社會的描述“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第八十章)一般被認為是對當時已經消失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場景的回憶。很明顯,“五·七指示”所反映的社會理想與該場景頗有神似之處,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建立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具有平均主義色彩的空想共產主義王國。相對于二戰以后在全球勃興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和文化發展而言,它實際上是一種歷史的倒退。                  
       武漢大學某教授認為:“毛澤東此人不喜歡儒家,也不喜歡道家,他喜歡法家,有時以法家自居。他的權謀思想,主要來源于韓非,韓非有系統的權謀思想。”誠哉斯言。但筆者覺得,先秦百家爭鳴,百家的地位并不平等,實際上有源、流之分。儒、道是源,“名”、“法”、“兵”、“農”等等皆是流。“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源,但后世無傳,直到近代才彰顯出來,可置而勿論。韓非“解老”、“喻老”,應可視為老子私淑弟子。其思想之與老子一脈相承,例子隨手可以拈來。且看《顯學》篇:“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心’。欲得民心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嬰兒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夫求圣道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若禹決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求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行文至此,再想想魯迅“中國根柢全在道教”的斷語,不能不為今日新道家進一言:與其坐而論,不如起而行。將中華傳統文化包括除儒、釋、道三教之外的源頭在世界各地的成分熔為一爐,鍛鑄一道“越有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的新的“中國根柢”,讓它也來個“與時俱進”,使中華文化在人類文化的百花園里大放異彩,豈不快哉!吾與君將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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